延安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。延安的“大女儿”任远志，虽然并非出生于这片红色圣地，也不是完全在这面革命旗帜的庇护下长大的，但她短暂而深刻的延安岁月，却在她的人生画卷上刻下了平凡、朴实且坚韧的印记。甚至连毛泽东、周恩来这些革命领袖见到她时，都亲切地称呼她为“大女儿”。

1931年3月5日，按照中央的指示，任弼时与王稼祥、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离开上海，启程前往江西中央苏区。任务紧迫，路途险峻，任弼时只得将怀孕临产的妻子陈琮英独自留在上海，他嘱咐道：“无论孩子是男是女，名字就叫远志吧，这名字代表着他（她）未来有远大的志向！” 一周之后，一个小女孩诞生了，“任远志”这个名字自然地成为了她的身份象征。

任远志降生不到三个月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母亲陈琮英被国民党逮捕，小远志成了监狱中最年幼的“囚徒”。在狱中，陈琮英乔装成普通农村妇女，审讯时，她紧紧抓住小远志的腿和臀部，孩子哭闹声震天动地，令敌人束手无策，只能宣布“退堂”。随后，母女俩被党组织成功营救。舅妈赵一曼感慨地说：“我的外甥女真是了不起！年纪这么小就参与革命，还敢在公堂上大闹，和敌人斗争！” 那段恶劣的狱中生活，虽未能在任远志幼小的脑海留下清晰记忆，但随后迎来的苦难与欢乐，成为她人生色彩斑斓的底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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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远志稍大些时，母亲陈琮英前往中央苏区与父亲携手并肩战斗，一岁多的任远志则被送回湖南老家，由曾哺育过革命儿子的慈祥奶奶照料。这位老人不顾年迈辛劳，毅然承担起抚养孙女的责任。为了给孙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奶奶不惜借债供她上学。后来，妹妹任远征也被母亲送回老家。奶奶去世后，姐妹俩依靠邻村的王婆婆相伴生活，日子过得异常清贫。

1946年春天，正是江南大地春意盎然、百花盛开的季节。春天的气息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：一天深夜，党组织派人来接远志姐妹俩，带她们前往延安与父母团聚。15岁的任远志满怀激动，毕竟她长这么大，却从未真正见过父亲，母亲的面容也变得模糊不清。心中早已盼望着与父母重逢，这消息怎能不让她兴奋？

1946年7月11日，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。任远志第一次远行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家。飞机缓缓降落在延安机场，她一走出机舱，凭着别人告诉她母亲的特征，便认出了那位又矮又瘦的妈妈。她飞奔过去，妈妈紧紧拥抱着她，温柔地呼唤着：“大女儿！大女儿！”然而，任远志并未看到人们口中长得像爸爸的身影，原来父亲因去迎接从新疆监狱释放的同志而未能前来接她。进了延安城，当她们来到新市场时，一辆吉普车停在对面，车上下来一位男子，任远志心中暗自猜测：“这该是爸爸吧。”果然，妈妈忙叫她喊“爸爸”，这久违的称呼在她口中却怎么也说不出来，既激动又羞涩，心中涌动着幸福的暖流。

兴奋的爸爸没多理会这些细节，扶她上了吉普车。车上，任远志坐在父母中间，心潮澎湃，满怀喜悦。她憋了半天，依照湖南乡下的习惯，试着叫了一声“爷！”谁知，旁边的爸爸没回应，反而后排一位不认识的伯伯答了声“哎！”任远志下意识回头，不满地瞪了他一眼。“大女儿，你不知道，北方人对父亲和祖父的称呼跟南方相反，祖父才叫爷爷。朱总司令在延安，所有孩子都叫他爷爷，所以你叫‘爷’，总司令就答应了。”这时，湖南来的任远志才明白，延安这里“爸爸”不叫“爷”。

晚上，中央领导人在礼堂举行欢迎从新疆归来的同志宴会，任远志也参加了。毛主席看到她，用湖南话亲切地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，谁家的娃娃？”任远志抬头看着这位高大魁梧的男人，不认识便没回答。任弼时走过来介绍说：“大女儿，这是毛主席。”毛主席笑着说：“哦，大女儿，我们还是老乡呢！”从此，延安的叔叔伯伯们都亲切地称任远志为“大女儿”，这亲切的称呼使她迅速消除初到新环境的陌生感。

任远志秉承着延安人的性格，经历了延安的磨炼。来延安后不久，她进入延安中学读书。学校离家近，回家方便，尤其是在与父母分离多年后，她更渴望得到亲情的滋养。但父亲任弼时坚持让她住校，认为这样能锻炼她学会独立。任远志没有多言，习惯了生活的坎坷，她坚决迈入集体生活。

由于来自江南水乡，初到黄土高原的任远志感到极不适应，身体也很快出现了不适。学校通知了家里，任弼时也得知情况，但既未亲自前来，也未派人照顾。任远志食欲不振，同学们用罐头盒煮面糊给她充饥。直到周末她才回家，任弼时见她瘦弱许多，心疼地说：“我以为你吃不了苦呢，没想到是真的病了。”她在家休养了几天，身体好转后又回到学校。习惯了吃苦的她，并不惧怕锻炼，她希望自己能够像父母那样坚强。

1947年，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，党中央决定撤离。延安中学也计划将年幼体弱学生转移。任远志年纪虽小，但学校未让她先走，认为任弼时会带她一同撤离。然而，父亲坚持：“还是让她锻炼一下。”于是，任远志背着背包与年长同学一同转移。途中，她不慎右脚趾骨受伤，肿胀一路蔓延到大腿。起初她咬牙坚持前行，后来疼痛难忍，只能靠同学背着。后来遇到中央机关的同志，被送到父亲身边。

苦难是人生的财富，磨炼了人的意志。中央机关搬迁至王家湾后，任远志得以与父亲近距离生活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光。她见证了父亲的辛勤工作，感受到了革命家的精神风采，也享受到了慈父的无微不至关怀。

王家湾条件简陋，仅一孔窑洞，明暗三间房，毛泽东住一侧，任弼时住另一侧，周恩来和陆定一住中间。任弼时的小屋狭小，向阳的一侧是炕，对面则是装粮食的坑，任远志睡在粮食坑上。父亲再三叮嘱姐妹俩：“住这里千万别大声喧哗，更不能打闹，走路要轻声细步，免得打扰毛伯伯和周伯伯的工作休息。”

父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印在任远志心中。她脑海里常浮现父亲在微弱的油灯下伏案工作的身影。此时，任弼时身体状况不佳，高血压、头痛频发。乖巧懂事的任远志心疼父亲，常用小手为他揉捏，帮他缓解疼痛。

父女感情深厚。任弼时虽忙碌，但总不忘关心女儿的成长。闲暇时，他常带她去村外的小河边散步，边走边聊，传授知识、解答生活疑惑。女儿的点滴牵动着父母的心。有一次，任远志在刺骨寒冷的河沟里洗被子，冻得高烧不退。任弼时赶忙端来凉水，拧毛巾敷在她额头，忙完电报文件又更换毛巾。连续几晚如此，他焦虑而心疼，内心的担忧无以言表。

这幕情景深深刻在任远志记忆里。直到八九十年代，她仍感慨道：“闭上眼，我就能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。想到当年跌伤脚趾，觉得自己太不懂事，太不小心。”想到父亲，她心中满是愧疚和自责。

高烧时，周恩来也曾抽空守护她，帮她敷凉毛巾。毛主席亦关切询问：“大女儿，好些了吗？还烧吗？水太凉别洗被子了，脏点没关系，过渡时期嘛，等条件好了再讲卫生。”他还吩咐警卫员：“去问问医生，有没有退烧药，给大女儿吃。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，如涓涓细流滋润任远志心田。她看见各位伯伯们互相关怀，亲如一家，感受到革命家们宽广的胸怀、朴实的作风和无私的精神，努力将这些优秀品质融入自己的生活实践。

撤离王家湾时，任远志向毛泽东辞行，并请求主席为她题词。毛泽东欣然在她小本子上写下“光明在前”四字，1959年这幅题词被她捐赠给军事博物馆。

建国后，任远志参加工作，成为共产党员和军人。1952年，她先后在国家轻工业部任部长秘书，1965年第二次参军（1946年曾在野战医院服役），后来进入军事博物馆工作。她始终以父辈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。无论在单位还是家中，她总穿军装，以军人的标准约束自己。她生活俭朴，从未追求华丽衣饰，更未提出超出普通人的生活需求。

任远志的丈夫是一位著名中医，来京求医的外地患者众多。她常先为病人准备些食物，再开始诊治。冬季，见副食店售货员在寒风中卖大白菜，她便悄悄送去热水袋暖手。延安人淳朴厚道的血液，始终流淌在她体内。

1972年，任远志身体出现问题，当时无工作，便养了几只虎皮鹦鹉放阳台，日日细心观察并临摹，绘制鸟儿姿态，积累了百余幅作品，命名为《百鸟图》。随着画技提高，她乐此不疲，兴趣盎然。

1986年起，她进入总政老干部学院和绘画书法函授大学深造，认真阅读相关书籍，不断提升理论水平。她说：“只要肯努力，决心去干，没有干不成的事。” 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不懈的追求使她生命焕发光彩。除绘画外，她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贡献余热。日常生活中，她买菜做饭洗衣，照顾孩子，过着平凡而伟大的生活。

2021年1月13日凌晨，任远志在北京安详辞世，享年90岁。延安塑造了她的达观、平实与温和。虽然她未能如父亲所期许般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但她始终以平常心踏实工作，慰藉着普通百姓的心灵，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